记载三国时期史实的纪传体国《三国志》

     《三国志》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，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（220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（280）六十年的历史。《三国志》是同类史书中最有价值者。在《三国志》之前，已有一些有关魏、吴的史作，如王沈（?－266）的《魏书》，鱼豢的《魏略》，韦昭的《吴书》等。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亦准备写作《魏书》，在看到《三国志》，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，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。后人更是书更是推崇备至，将其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并称“前四史”。因此，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，只有《三国志》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
     《三国志》全书一共六十五卷。其中《魏书》三十卷，《蜀书》十五卷，《吴书》二十卷。。《三国志》中的《魏书》、《吴书》，主要取材于王沈的《魏书》，鱼豢的《魏略》和韦昭的《吴书》等这些史书。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，无专人编写蜀史。《蜀书》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。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，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，加上他是私人著述，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，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，显得内容不够充实。《三国志》中没有“志”类，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，只好借助于《晋书》中的“志”。 另外陈寿是晋朝朝臣，晋承魏而得天下，所以《三国志》尊魏为正统。《三国志》为曹操写了本纪，而《蜀书》和《吴书》则记刘备为《先主传》，记孙权称《吴主传》，均只有传，没有纪。后世学者多以此讥讽陈寿，其实，这是中国史书中臣工们编写前朝史书的通例，不足为怪。

      陈寿的《三国志》最值得称赞之处是：在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，作者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：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，扬善而不隐蔽缺点。《三国志》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，但措词微而不诬，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。如建安元年（193）汉献帝迁都许昌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。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，这是隐讳。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，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，这就是微词了。另外，他在《荀彧传》、《董昭传》和《周瑜鲁肃吕蒙传·评》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。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，却不隐讳刘备、诸葛亮的过失，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，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三国志》说：“以理而论，（陈）寿之谬万万无词；以势而论，则凿齿帝汉顺而易，寿欲帝汉逆而难。盖凿齿时晋已南渡，其事有类乎蜀，为偏安者争正统，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；寿则身为晋武之臣，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。其能行于当代哉”！

     《三国志》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叙事简略，文辞简约，取材精审，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，不妄加评论和编写，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。据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，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，但陈寿在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中，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。对孙策之死，舍弃《搜神记》等书上的妄诞传说，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。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，慎重选择的态度。因此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。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。他死后，尚书郎范頵上表说：“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辞多劝诫，朋乎得失，有益风化，虽文艳不若相如，而质直过之，愿垂采录。”可见,《三国志》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好评。

     《三国志》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，更是一部文学巨著。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，以简练、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。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。如《先主传》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，当曹操说出：“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本初之徒不足数也”之时，“先主方食，失匕箸”的记载，使刘备韬晦的心情，跃然纸上。《周瑜鲁肃吕蒙传》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，“方作书，落笔于地”的情态，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。书中写名士的风雅、谋士的方略、武将的威猛，大多着墨不多，却栩栩如生。《三国志》善于叙事，文笔简洁，剪裁得当，当时就受到赞许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称赞说：“魏代三雄，记传互出，《阳秋》、《魏略》之属，《江表》、《吴录》之类，或激抗难征，或疏阔寡要。唯陈寿《三国志》，文质辨洽，荀（勖）、张（华）比之（司马）迁、（班）固，非妄誉也”。

       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（233－297），字承祚，西晋巴西安汉（今四川南充北）人。他少好学，就有志于史学事业，对于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。师事同郡学者谯周，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。当时，宦官黄皓专权，大臣都曲意附从。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，所以屡遭遣黜。入晋以后，历任著作郎、治书侍御史等职。280年，西晋灭东吴，结束了分裂局面。陈寿当时四十八岁，开始撰写《三国志》。除《三国志》外，陈寿还著有《益部耆旧传》、《古国志》等书，整理编辑过《诸葛亮集》，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。

      因为《三国志》文辞过于简约，与史实多于疏略，其中《蜀书》更为简略，仅十五卷。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。裴一反解释文辞的传统注法，而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，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，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不仅使《三国志注》成为《三国志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。所以书成献上后，宋文帝叹为“不朽”！但从唐代开始，学者们对裴注的价值产生极大分歧，批评者主要针对其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，代表人物有刘知几《史通·补注》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叶适《文献通考》等。肯定者则强调其史料价值和注释体例的开创，如钱大昕认为：“裴氏注摭罗缺佚，尤为功臣。”（《三国志辨疑·序》），李慈铭也认为“裴松之注博采异闻，而多所折衷，在诸史注中为最善，注家亦绝少此体”（《越缦堂日记》）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有褒有贬，既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，又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：“或详或略，或有或无，亦颇为例不纯。然网罗繁富，凡六朝旧籍，今所不传者，尚一一见其崖略；又多首尾完具，不似郦道元《水经注》，李善《文选注》皆剪裁割裂之文。故考证之家，取材不竭，转相引据者，反多于陈寿本书焉。”

      后代研究《三国志》和注释的人很多，而清朝人下的功夫最大。到民国时期，卢弼经精心研究，撰写的《三国志集解》成效显著，是重要的参考资料。